《小打小闹话航模-运动篇》-27(全文完） 谭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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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春蚕到死丝未尽

                    谭楚雄

    新老交替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规律。新老交替如果处理不好，大到国家、政党，小到运动队，都会发生严重问题。例如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料理朝政的帝王至死不交权，造成昏庸和权力真空；接班人缺乏能力和威望，不能驾御形势导致的混乱；群雄林立，争权夺利位的撕杀；运动队青黄不接使竞技水平大幅度下降等等等等。

    理想的过渡应当这样：①新的人才在数量、质量、知识、经验、威望等方面都已经成熟，通常新一代应当比老一代更强；②新的人才进行了合理的组合，使之各得其所，互相协调；③老一代及时、逐步、有序地移交权力；④合理的、正确的安排好老一代人员。
    我在几个小单位做过领 导工作，但没有权考虑新老交替问题，因为那是组织上的事，ZZ上的事。失去了许多起用人才的好机会。
    本文重点讨论④中的如何发挥老一代人员作用的问题。
    离退休人员虽然年龄到了站，精力不同程度下降。但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有广泛的社 会联系和信息渠道，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有可能继续为事业做贡献，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航空模型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更加突出，因此潜力也就更大。
    我1993年3月到退休年龄，1995年10月正式退休，当时已经形成了退休到站一刀切的惯例，所以我是一个特例。接着又连续反聘6年，又是一个特例。
    一般情况退休人员不大愿意过问原单位的事情，在职人员也不大愿意退休人员介入现行工作，于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很普遍很正常的现象。我退休后的经历说明事在人为，航模界可以有自己的小气候。
    新世纪开始，为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余热，在职人员提出成立航空模型顾问委员会的意向，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我积极响应，尽全力促其实现。此举可能开僻新老干部并肩战斗的新局面，意义深远。
    航空模型运动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决心与承诺，奋斗与追求，顺利与坎坷，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屈辱，都发生在这里。我的志向不会因退休而淡漠和转移，我的努力不会因退休而终止。我的感情正如两句古诗：
    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这两句诗我分别改了一个字（“未”字原文为“方”，“不” 字原文为“始”）。
    小时候我养过蚕，成年蚕柔软粗壮，白中透浅绿。吐丝后很快萎缩枯黄，摆动动作越来越迟缓。最后精力耗尽，一动不动，失去了知觉，进入弥留状态。但它的嘴还是微张着，含着蚕丝，丝并没有吐尽，丝依然连着它的心。
    蜡烛燃尽时，它的“泪”还是热的，蜡台上的斑斑泪痕永远不会干。


[ 本帖最后由 信天翁wwz 于 2011-3-4 2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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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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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国防体育五年规划时，轲犁同志对此方针做了进一步表述：“重点试办，吸取经验，培养干部，学习业务，准备物质条件，稳步前进，以达到重点开展。”文字简练上口，又很深刻，很全面，既有目标和方向，也有途径与措施。航空模型项目由原计划在全国普遍开展缩小到在12个大城市重点开展，这是方针和部署的重大变化。
    这一过程对我是一个宝贵的启迪。开始悟出：要开展好活动，单纯凭热情，单纯做事务和技术工作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前进的方向和部署。“明确前进方向和部署”是一个宏观战略问题，需要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而这“楼”便是知识和理论，是自己最缺乏的东西。所以“培养干部，学习业务”具有深远意义。
    为此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求知的愿望，最大的愿望是上航空学院，很羡慕有些同志上大学。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进修的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学。我设想两个课题——飞行原理和哲学。
    我发起成立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学习《逻辑学》，有郭骥发、陈源远等6、7位青年参加。利用早饭前时间集体学习，很紧张，大家都能坚持。我买了一些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自然辩证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等。读了很多，懂得很少。
    飞行原理方面，系统学习了常乾坤编著的《飞行原理》和姜长英的《飞机原理》，相当于中专程度，困难不大。又买了《飞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等书，完全看不懂，这些书用的是高等数学，我的实际程度是初中。只好从初中的数学、物理起步，朝向数学分析入门。
    学习占用了大部分业余时间，那时精力充沛，觉得很充实，觉得和大家一样，几乎忘记了身上的包袱，挺起胸膛慢慢前进。
    我的那位战友黄松茹就不同了。她从自卑到自闭，好像人人都看不起自己，都在嘲笑自己。后来她很少出屋，打饭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她常常自言自语，但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不给家里回信，直到精神完全崩溃。她的心理我很理解，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由于国防体育是全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路；由于领 导的榜样和组内的良好气氛；由于学习有一定收获。自己也多少养成了一点勤于思考，敢于探索的习惯。
    轲犁同志总结工作时得出一条经验 ：大胆使用积极分子。我觉得很新颖，它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又是国防体育工作的特殊需要，航空模型项目就是靠使用积极分子开张的。我主动承担联系积极分子的工作，并提出成立航空模型研究会等方案。我始终把这一经验当作搞好工作的“法宝”，朱宝鎏、张汝瑛等同志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帮助、指导我完成了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任务。
    航空模型是从弹射模型起家的，我也是从弹射模型开始。弹射模型普遍有一个毛病，上升时翻筋斗，损失高度甚至反冲到地，粉身碎骨！当时普遍解释为速度太大或机翼有了正安装角产生抬头力矩，使模型抬头拉翻。我正在学习飞行原理，经过计算证明速度增加不会引起总力矩的平衡；如机翼安装角过大，滑翔就会不正常。我用剩余升力的观点得到合理的解释，并且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我是组里最不善于写文章的人。每逢总结，组长程之远才思敏捷，下笔千言，起码两叁张纸；其他同志能写1 张多；我往往只有半张纸。同志们开玩笑，说我“精简节约”。1953年空模组出了一份小报《航空模型运动参考资料》。为了完成任务，我写了几篇“文章”。记得其中一篇用诱导阻力解释雁编队飞行的原因，轲犁同志审稿时写小批一则，说形象生动；对解释反应推力的那篇也写了类似的小批。我明白，“精简节约”也好，小批也好，都是为了鞭策和鼓励。慢慢就比较敢写了，甚至太敢写了，不料后来撞到大鸣大放的枪口上，误认为我是笔杆子，冤枉！
    1954年10月，国防体育俱乐部举办重点城市干部训练班，采取空模、射击、摩托车分班学习的方式。本期训练班时间较长（7个月），内容比第一期有较大提高：我担任航空模型分班的班主任兼飞行原理教员。其他分班的班主任都由项目负责人担任，都是比较成熟的干部。航空模型组人才济济，组长程之远前面已经说过，黄永良、陈伯男同志都是航模科班，且具有高等学历，黄永良同志还曾在航空学校任教。我当时21岁，中学程度，航模新兵。明显是破格任用，为了考验和观察。我深知领 导的信任，受宠若惊，兢兢业业，两年多开展活动的实践和飞行原理学习派上了用场，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可能是我一生工作的最佳时段了。
    好景不长。1955年反胡风的斗争发展为肃反运动，运动后期照例清理队伍。空模组的陈伯男、李文庆和行政组的康英堂支援新疆；我幸运得多，支援地方，下放到北京市。在天坛工作的时间整整四年。
    恰似1951年的重复，到北京后我再次从下滑、上升到下滑，也是四年。出版了《简易模型飞机原理》，我组织训练的北京航模队，取得全国亚军和冠军，北京的航模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反右、反右倾运动后期又是清理队伍。1960年我27岁时，受到批判处分后被划到编外，长期下放农村劳动，再想前进就没有路了。但我在天坛建立起来的航模感情已经很难割舍，好像应了李商隐老先生的一句话：
    “相见时难别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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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家更加了解谭老师选老航模联谊会《文集》中的“神坛洗礼”重发如下
神 坛 洗 礼谭楚雄（2008年12月）

患难深知友情重，坎坷不忘引路人。

古坛松柏今犹在，几度风霜洗红尘。

1951年8月，我从空军转业到“体总筹备处”，自己知道这是一种ZZ处理，18岁的小青年十分脆弱，心情极其沉重。
这时单位刚刚开始筹建，多数人筹备技术教育项目，是当时的重点工作。我和黄松茹文化较低，又没有一技之长，分配保管资料。资料并不多，主要是苏联“支协”有关的读物及其译稿，不够半个人的工作量。闲来无事，我把好几种跳伞材料用新的目录汇编成一册，领 导说不错。
当年10月，北京市政府把天坛的“神库”拨给国防俱乐部办公用。“神库”是宫殿式建筑，需要进行改造。为此成立了一个修建小组，隋垠当组长，我和张安山、林才文、康英堂是组员。修建过程我做了几件印象较深的事情：进驻“神库”当天，我画了一张平面图，其中包括办公室的分隔，和后来设计部门的正式施工图基本相同；抹墙是施工费中的一大项，包工队出了清单，我感觉面积有问题，进行了测量和计算，由于工作面复杂，测算相当麻烦，结果发现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水分；安装烟囱时为了安全和保护古建筑，烟囱出口必须高于大殿房檐。传统的做法是烟囱水平伸出，拐直角垂直向上。我根据三角形两边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要求烟囱出屋后斜线上升。与一位老师傅反复试验，终于打破常规，做出了钝角拐脖。这方法节省了材料，通气顺畅，还比较美观。
11月下旬，改建工程完成，房间生了炉火，暖烘烘的。国防俱乐部从未英胡同乔迁天坛。人也比较多了，分成若干部门，包括办公室、行政组和航空模型、摩托车、跳伞、射击等运动工作组。我被分配到航空模型运动工作组——谁料想这就是一辈子的事业。
上学时我喜欢理科，到俱乐部后很想搞航模工作，不敢提。当时强调服从组织分配，提出此类要求必定视为个人主义。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说是要老老实实拉车，夹着尾巴做人。我很感激领 导的安排。也许是领 导注意到我工作中的科技倾向。果真有这样观察细微、知人善任的领 导，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人生难得的机遇了，也许这就叫“知遇之恩”。
1952年初，航空模型活动在北京的中学展开。开展活动的“小先生”都是寒假短训班的学员。短训班教了弹射、杆身牵引、杆身橡筋等三架初级模型。活动两个多月，所学的东西就“卖”光了。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三架模型教完后怎么办？普及后接着就要求提高。提高自然是中级和高级模型。但是，当时受到技术、经费和器材的限制。
我了解到有些学生因为没有条件做牵引模型，就连续做弹射模型。北京三中一位名叫李锡仁的同学做了60多架而兴致不减，一架比一架做得好，后来还自己设计。北京11中航模组成立了木材加工小组，用废木料加工出来薄木片和木条。他们到天安门广场比赛，也只是弹射模型，情绪极高。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两种提高途径”的观点：即模型种类的提高和模型飞行成绩的提高。通过比赛不断提高成绩，可以使活动长盛不衰。把活动和竞赛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我对运动持续发展初步的认识。这个观点得到了同事和领 导的支持。从此我分管竞赛工作，起草了新中 国前两版航空模型竞赛规则。
1952年冬，组长程之远同志回南京探亲，同时要处理南京的家产，然后携夫人和孩子来北京定居，请了长假。领 导决定我代理组长，出人意料！程之远同志能力强、气魄大，在上海交大念书时就是学生会主席，航模组的工作在单位一直走在前面。当时我19岁，根本没有领 导全组开拓项目的能力和经验。再者我出身不好，属于“限制使用”的人群，一般是不宜委以此任的。
我十分看重这个委任，并不是为了什么头衔，而是看成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恢复一些几乎完全冷却了的自尊和信心。在组里，按年龄和学历我都排行靠后，但同志们都支持我，又是一个出人意料！没有碰到人际关系方面的麻烦，出现了团结和谐研究问题的气氛。
分到东北工作的周崇贵、傅碧萱同志来北京反映情况，完全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组织领 导、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器材供应等都存在问题。我召集全组同志对东北的情况进行研究，得出了一致的认识：东北的情况可能具有普遍性，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必然严重影响运动的推进。空模组向国防俱乐部做了会报。
国防俱乐部领 导很重视这一情况，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团中央和政务院办公厅）报告，提出召开全国航空模型汇报会议的请示。经批准该会于1953年3月在北京天坛召开。会议讨论了活动中的各种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当时还不具备“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条件。黄中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抓点顾面，稳步发展”的近期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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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后感：怀着敬佩的心情把谭楚雄老师的小三篇《小打小闹话航模-农耕篇、原理篇、运动篇》三万八千字逐篇转发完毕，感谢各位模友的一路支持。我从一篇篇句句真诚的话语中，仿佛看到夕阳下谭老师那长长的身影不断延伸着，透过这长长的身影感到了谭老师对航模事业如夕阳般炙热的满腔热忱。在他的一生中尤其在青壮年精力充沛的时光，历尽坎坷，至今没有听到一句怨言而无怨无悔。谭老师高瞻远瞩，始终满怀对党对祖国对青少年的热爱，忠诚航模事业努力不息的精神，使我肃然敬佩，不愧为航模事业辛勤耕耘的园丁。正如谭老师自己所表白的：“航空模型运动是我毕生的事业，我的决心与承诺，奋斗与追求，顺利与坎坷，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屈辱，都发生在这里。我的感情不会因退休而淡漠和转移，我的努力不会因退休而终止。”
    谭老师仍在为实现誓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努力中。

祝愿谭老师身体时常健康、如愿以偿，航模事业后继有人，向着更高目标推进！